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今年5月，新修訂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進一步擰緊黨政機關過緊日子的“螺栓”。不過，隨著《條例》的推行實施，也有一種論調出現：黨政機關厲行節約，不利于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提升消費能力。
情況真的如此嗎？細究起來，這種論調其實預設了一個明顯的錯誤前提：將黨政機關的公務消費視為社會消費的核心支撐，甚至把公務支出多少與社會消費直接畫上等號。但事實恰恰相反，公務消費不僅遠非拉動消費的主力，其合理控制反而能為消費增長注入更健康的動力。
一方面，公務消費與公共消費并非同一概念：公務消費的比例下降，能讓財政資金更精準地流向教育、社會保障、就業服務等社會性公共消費領域，這些領域的投入直接關系居民生活保障，能有效減輕居民在基本需求上的支出壓力，進而釋放更多居民消費潛力。
另一方面，從實際占比來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公務消費在社會總體消費中的比重都并不突出，指望靠揮霍公共資金拉動消費，既偏離了現代財政制度的初衷，也無法形成可持續的消費增長動力。
從“國家賬本”的實際數據更能看清這一點：2023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支出預算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20%，與此同時，各級財政投向教育、醫療、養老等重點民生領域的支出，比2019年增長了25.5%。一降一升之間，清晰展現出厲行節約帶來的財政資源優化配置。厲行節約不是減少了消費，而是把資金從非必要的公務開支，轉向了更能惠及民生、激活居民消費的領域。
再以中部地區某縣為例，當地堅持“無預算，不支出”，大力壓減辦公費、會議費、培訓費等一般性支出，全力保障工業轉型、城市提檔升級等重大項目和重點領域支出。縣級財政部門用的還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子，“三公經費”壓減至四五萬元，但當地建高中學校就投入了5億多元。
說到底，公共資金的核心用途是保障民生、推動公共事業發展，而非鋪張接待或大搞浪費。如果只在公務消費領域搞“大水漫灌”，看似增加了短期消費，實則無法激活市場真實活力。畢竟這種消費脫離了大眾需求，也可能擠占居民消費資源，甚至扭曲市場對大眾需求的判斷。
客觀來說，隨著黨政機關厲行節約行動的推進，特定消費領域確實會產生結構性變化。比如，隨著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深入貫徹落實，公務接待費用顯著下降，以往出現在公務接待場合的高檔白酒少了。有研究數據顯示，政務消費在白酒消費中從以往的近四成，下降到低于10%。但這種變化絕非消費的“萎縮”，而是市場的“歸位”。
政務消費占比下降后，許多酒企迅速轉向大眾消費市場，推出貼合居民日常宴請、家庭聚會需求的中端產品，優化品質與價格結構。“不喝不給我面子”的酒桌文化少了，受到年輕人喜歡的精釀啤酒和小酒館業態逐步興起。從依賴公務訂單，到服務億萬居民的多元化需求，讓消費基礎更加穩固。
有媒體觀察發現，商務宴請、公務消費壓縮以后，餐館“包間消費”開始走弱，家庭消費逐漸成為餐飲消費主力軍，餐廳人流量、翻臺率實現較大幅度提升。一些餐廳企業順應消費趨勢的變化，將原本用于建設包間的空間改為增加卡座，以“滿足普通老百姓的用餐需求”為新的經營理念。
除此之外，還需看到，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并不影響公職人員的正常消費。以往不必要的公務宴請、應酬占用了公職人員大量時間和精力，而隨著這類活動減少，公職人員有了更多時間陪伴家人開展家庭活動，比如周末親子出游、日常家庭聚餐，或參與合規的私人社交，如朋友間的文化休閑、健康運動等。這些消費既屬于符合個人需求的正常消費范疇，又能直接為餐飲、旅游、文體等消費市場注入活力。
黨政機關厲行節約與提振消費本質上是同向而行的。當公務支出中的浪費被遏制，更多財政資源能投向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減少居民在基本保障上的支出壓力；同時，節省的資金可用于減稅降費、補貼中小企業，幫助企業穩定就業、提高員工收入。居民收入增加了、后顧之憂減少了，自然會有更強的消費意愿和能力。
將厲行節約與提振消費對立，既忽視了公務消費與居民消費的本質區別，也誤判了消費增長的核心動力。只有將消費增長建立在居民需求、市場規律和公共利益的基礎上，才能支撐經濟長期向好、穩健發展。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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