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公共數據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已成為國家數字化戰略的重要內容。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24年9月印發《關于加快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意見》，致力于打破“信息孤島”、統籌整合數據資源，為我國進一步推動公共數據開放明確了戰略方向。2025年3月國家公共數據資源登記平臺上線運行，標志著我國在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方面邁出關鍵一步，為釋放數據要素經濟價值奠定了堅實基礎。
投資促進效應：優化資源配置，增強投資動能。公共數據資源開放極大改變了以往公共數據開發利用“碎片化”的局面，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公共數據開放主要通過兩條路徑推動投資：一是改善營商環境。公共數據開放有助于提升政務透明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為投資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二是優化資源配置。借助優化的信息環境，企業更容易捕捉市場投資機會，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尤其是對于跨區域投資場景而言，企業獲得異地經營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有利于彌合地區間“數字鴻溝”。
就業促進效應：激發數字紅利，促進就業水平。有序推進公共數據開放、激發“數字紅利”，是促進勞動力市場發展的關鍵舉措。公共數據開放不僅能激發創業活力、推動數實融合發展，還可通過提升城市數字服務能力和創新環境，增強人口吸引力，間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公共數據開放提升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和流動性，使人才流動更加順暢、崗位匹配更為精準，有利于優化就業結構和實現人力資源高效配置。
創新驅動效應：釋放數據潛能，推動高質創新。公共數據開放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了豐富的研發素材與算法訓練基礎，是推動科技創新和產品迭代的重要動能。一方面，企業可基于公共數據開展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應用，從而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關鍵性技術突破。另一方面，公共數據開放還能降低創新門檻，增強中小企業的數據獲取能力，提升其數字化研發水平，促進“普惠式創新”。
當前，盡管我國公共數據開放持續推進，但在實際落地過程中仍面臨多重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供需脫節錯配，協同機制缺失。公共數據開放短期內面臨結構性供需失衡。從供給方面看，公共數據實現真正的制度性供給尚需時日。公共數據資源分散于多個部門，不同部門之間數據標準不統一，共享平臺聯通性差且共享意愿不足，導致數據難以匯聚和有效利用，形成技術障礙。從需求方面看，公共數據應用尚未形成有效驅動機制。數據需求方在申請數據過程中仍面臨高門檻與低響應問題。數據產品缺乏結構化組織與標簽化服務，用戶往往“看得見、用不上”，形成“有數據無場景”“有供給無匹配”的靜態錯配，降低了公共數據價值實現效率。
權屬界定不清，收益機制缺位。數據權屬界定規則缺位與授權運營收益分配機制缺失，仍是當前的重要矛盾。一方面，數據權屬界定機制模糊。數據具有非排他性、可復制性、衍生性等獨特屬性，其權屬層面的數據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法律權屬界定模糊導致“產權懸置”，特別是涉及多方貢獻的數據產品，權屬分割與確認規則缺位，導致數據確權缺乏堅實的法理基礎。另一方面，數據授權運營收益機制缺失。公益性數據因其公共屬性難以貨幣化計量，經營性數據缺乏統一、公允的評估模型與市場定價基準，政務數據開放則普遍缺失科學的成本收益核算標準。動態運營中的價值增值歸屬不明，缺乏透明、可操作的分配比例與調節機制。
應用挖掘不足，場景拓展有限。盡管我國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公共數據的挖掘與分析仍面臨技術瓶頸。當前對公共數據的應用多停留在基礎統計、簡單查詢等淺層階段，缺乏復雜模型構建、開展預測分析或支持高級決策等高級應用。公共數據的應用場景主要集中在政府管理、城市規劃、公共服務等領域，如交通流量分析、環境監測等，但在其他領域（如醫療健康、文化教育、商業創新等）的挖掘和開發顯著不足，許多潛在應用場景未被有效激發，創新生態尚未形成。
監管重心前置，評估體系薄弱。當前公共數據管理中存在全流程監管和評估體系不健全的問題。一是監管重心前置，存在“重準入審批、輕過程管控”的傾向。國家要求對公共數據授權運營實施全生命周期管理，但實際執行中動態監管體系缺失，難以及時識別和防范數據流通過程中的安全與合規風險，尤其是在數據產品進入市場后的下游環節，缺乏持續有效的監督機制。二是缺乏對共享過程和共享效果的科學評估。一些部門在數據開放過程中可能存在違規操作，而現有機制難以及時發現和糾正。部門間尚未建立統一、合理的數據共享評估體系，無法全面、客觀衡量數據共享在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中的實際成效。
完善供需機制，強化協同配套。制度重構與反饋機制要協同發力，建立面向高效配置的數據治理體系。一方面，完善制度供給，建立數據開放權責結構。明確數據的公共產品屬性與開放流程，引入“分類分級—授權機制—責任豁免”三位一體制度架構，破解供給端的法律風險顧慮。加強跨部門、跨區域公共數據平臺的制度協同，推動公共數據登記與交易平臺的建設與整合，提升數據共享和流通效率。另一方面，引入需求反饋機制，強化應用導向激勵。通過設置用戶評級體系、建立“需求—供給”對接機制，引導數據目錄動態調整，推動供需精準匹配，實現“供給有標準、使用有回應、匹配有導向”的公共數據開放閉環治理邏輯。
厘清權屬結構，健全收益監管。一方面，應建構以使用權為核心、利益平衡為保障的數據權屬新范式。解構所有權桎梏，通過數據收益請求權保障個體權益，實現私權保護與公益發展的有機統一。通過法律確權保障數據主體的資產性收益，探索收益分成與特許權使用費機制，破解公共數據在授權運營中的分配困境。另一方面，構建貢獻量化體系，動態評估各環節貢獻度。完善數據合規審查機制，建立統一的交易規則和安全標準。加強對數據流通過程的動態監管，尤其關注數據產品進入市場后的下游環節，確保公共數據交易和應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夯實技術支撐，拓展應用場景。政府應加大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的投入，采購或開發適用于公共數據挖掘的先進軟件平臺，如支持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的分析框架。推動云計算和分布式計算技術的應用，提升數據挖掘效率。同時，加快統一數據格式與接口規范，打通跨部門、跨行業的信息壁壘。此外，應由政府牽頭，在醫療、教育、交通、文化等領域開展公共數據示范項目，大力鼓勵企業等社會化力量深化對公共數據的挖掘，創新應用場景，提高社會參與度，推動公共數據應用從基礎統計向高級分析和深層次應用轉型。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志雄 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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