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盧比跌至創紀錄低位、馬來西亞林吉特跌至1998年以來最低點、印尼盾跌至4年來低位等。近期，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弱勢和頹勢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數據顯示，截至4月16日，追蹤20多個幣種的MSCI新興市場貨幣指數較4月9日下跌近1.2%。
顯然，新興市場本幣貶值的原因并非經濟基本面這一因素。就在國際外匯市場強勢賣出新興市場本幣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最新《世界經濟展望》預測，當前本幣貶值最為嚴重的亞洲地區將在今年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60%。
事實上，正如IMF所強調的，真正構成該地區經濟活動外部挑戰的是美國的貨幣政策和宏觀數據走勢。
與新興市場貨幣弱勢相對應的是美元的強勢。截至4月18日，美元指數一個月的漲幅高達2.41%，年初至今已上漲4.6%，較52周的低點增長了6.5%。毫無疑問，美元的強勢是新興市場貨幣弱勢的直接原因。如果將新興市場貨幣總體走勢與特定宏觀事件聯系起來看，不難發現其波動的根源。
細看MSCI新興市場貨幣指數可以發現，雖然指數較2023年底水平下滑近2%，但總體呈波動下滑態勢。在今年年初達到1741點左右的階段性高位后，指數先是波動下滑至1月中旬的1712點低位，然后再度上揚至3月上旬的1739點階段高位，繼而持續下探至當前水平。
在1月、3月和4月的關鍵節點上，新興市場貨幣指數的走勢與美國宏觀數據高度關聯。1月17日，美國零售數據公布、3月初美國就業報告數據和CPI數據公布、4月份美國CPI數據公布，這一系列數據是主要誘發因素。總體來看，美聯儲更晚時候、更小力度的降息預期，成為推升美元指數和打壓新興市場貨幣指數的關鍵。
IMF表示，美聯儲將基準利率在更長時段維持在23年來高位，將造成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貨幣因與美元利差而承壓。
因此，此輪新興市場貨幣震蕩的根源在于美國的通脹黏性以及由此引發的美國基準利率居高不下。這不僅將影響新興市場貨幣，也將影響全球金融市場。
日前，國際投資機構對于全球金融市場的樂觀預期正在發生變化，對于美國“二次通脹”風險的擔憂和美聯儲降息預期回落潛在風險的擔憂正在上升。越來越多的機構認為這將給金融市場敲響痛苦的警鐘。摩根大通表示，未來仍然存在大量推升通脹的因素，這有可能導致更大的風險。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和東方匯理也認為，高通脹延續導致高利率環境的持續，將對全球資本市場造成拖累。
面臨上述風險，新興市場央行的確需要關注貨幣貶值的壓力，但仍然要看到當前新興市場國家的韌性。
IMF評估認為，在最近幾個月內，新興市場對于全球利率波動的抵抗力在上升，挑戰了“發達經濟體的利率變化會對新興市場產生顯著外溢效應”的傳統經濟學觀點。這一方面得益于疫情期間新興市場更為迅速的貨幣政策調整；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興市場貨幣政策框架、貨幣儲備、匯率安排等方面的進步。
但在美債利率高企和美元強勢的大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風險仍然存在，央行和貨幣政策制定者仍需保持足夠的警惕，需利用貨幣儲備支持短期流動性，并高度重視強化財政紀律以增強抵御風險能力。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近期新興市場貨幣指數連續下挫，但仍較去年同期和52周低點保持上漲態勢。
如果說新興市場國家的政策選擇和路徑清晰明確，那么美國的政策路徑則令人感到費解。其通脹壓力再次抬頭，但是其政策應對似乎仍然在避重就輕。美國通脹有兩大深層次根源——財政貨幣化和輸入性價格因素。
在財政貨幣化方面，美國聯邦政府支出和赤字規模仍居高不下，過高的財政支出導致政府發債規模快速膨脹，而高利率政策又導致債務利息支出反推財政支出。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數據顯示，單就債務利息支出一項已經從2020年的3450億美元上升至2023年的6590億美元，預計2024年將進一步上升至8700億美元。與此同時，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雖然自2022年開始有所縮小，但是截至4月最新數據顯示，其規模仍然是疫情前的兩倍左右。也就是說，財政貨幣化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甚至還有加劇的態勢。
在輸入性價格因素方面，摩根大通在分析美國通脹黏性的時候強調了多個要素。如果將大宗商品因素排除，供應鏈的擾動、全球貿易結構的變化、綠色經濟的開支等都是推升美國長期通脹的重要因素。然而，細看這一系列因素，無論哪一項，似乎都是“美國優先”政策的結果，而非所謂的“產能過剩”“過度依賴”等問題的結果，更不是調高關稅和打擊他國出口所能夠解決的。
因此，正如IMF所說，新的貿易壁壘和不斷升級的保護主義可能會加劇通脹，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下降的速度可能比市場目前預期的要慢；華盛頓的過度支出可能會導致全球融資成本上升，這將重新引發通貨膨脹并破壞全球長期財政和金融穩定。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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